文|新浪财经上海站 十里
杉杉这场控制权之争 ，从一开始就不是谁更适合接班的问题，而是长子郑驹与遗孀周婷之间，一场围绕董事会的权力争夺。
三年之后 ，答案揭晓——两个人都没有赢 。
3月初 ，杉杉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朋泽贸易的重整计划草案进入债权人表决阶段 。如果方案通过 ，这家曾经市值逼近千亿的企业将正式易主。而围绕控制权缠斗近三年的郑驹与周婷，也将一同退出权力中心。
这场故事 ，始于一个没有完成的交接 。
2023年2月10日 ，杉杉创始人郑永刚突发心脏病离世 。
这位把一家濒临倒闭的服装厂做成A股“服装第一股”，又在周期高点转向锂电负极材料 ，并在2021年将公司净利润推至33.4亿元的人 ，留下了一整套依赖个人运转的体系，却没有留下一个清晰的继承安排。更关键的是 ，他留下的控制权 ，本身就是一条需要被接住的链条 。
郑永刚对杉杉的控制，并不依赖个人直接持股，而是通过杉杉控股、杉杉集团等多层持股平台层层实现 。公开信息显示 ，杉杉控股持有杉杉集团约54.80%股权 ，而杉杉集团则为上市公司杉杉股份（维权）的控股股东。
这种“控股平台—集团—上市公司 ”的结构，使得控制权高度集中于顶层个人 。一旦核心人物缺位 ，问题不在于股份如何分配 ，而在于——这条控制链由谁来接管 。
于是，权力开始分裂。
郑永刚去世后 ，杉杉内部迅速形成两条并行路径：
一条是长子郑驹 ，代表血缘继承；
另一条是遗孀周婷，占据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关键位置 。两者之间 ，没有明确的交接逻辑 ，也没有被提前制度化整合的权力边界 。
郑驹之所以能够迅速进入核心，并不只是因为身份。一方面 ，郑永刚生前构建的控制链进入继承与重组过程 ，郑驹作为长子，天然具备参与这一结构调整的资格；另一方面，在一个高度家族化的企业中 ，血缘本身就是一种隐性的接班机制 。
更关键的是 ，公司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接班安排 。当制度没有给出答案时，身份就会成为临时的规则。在这种状态下 ，他被推上台前。与外界想象不同 ，郑驹并非“未接班 ” 。从履历来看，在郑永刚去世后的短时间内 ，他迅速完成了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全面占位 。
2023年3月起 ，郑驹出任杉杉股份董事，并进入战略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同时担任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 ，并兼任战略委员会主任。此后至2024年11月 ，其转任副董事长 。
在不到一年时间内，他已经覆盖了公司最核心的治理节点——董事会席位、董事长位置以及关键专门委员会 。这意味着 ，他不仅进入了公司治理结构 ，而且一度站在权力中心。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 。这些职位的集中，并没有转化为稳定的控制力 。围绕董事会构成、控制权归属及重大事项决策路径，郑驹与周婷之间的分歧不断外溢 ，博弈持续升级。
2024年11月 ，周婷当选董事长，郑驹退居副董事长 ，权力格局发生明显变化 。
这并不是权力交接完成 ，而是权力重新分裂 。他完成了“上位”，却没有完成“接管”。对于银行和债权人而言 ，控制权的不确定性 ，比业绩波动更具风险 。
自2024年6月起，杉杉集团被十余家银行及债权人起诉 ，债券评级被下调为“负面 ” ，部分银行开始抽贷 。同年8月，公司未能完成对10家银行的利息兑付 ，流动性问题全面暴露。
到2025年2月 ，鄞州区法院裁定受理杉杉集团破产重整申请，一个月后杉杉集团与朋泽贸易被实质合并重整。两条本应在内部完成整合的权力路径，最终没有形成新的控制中心 ，反而在持续拉扯中共同削弱了公司的信用基础 。当内部无法形成秩序时 ，企业的控制权，就不再属于任何一个人 。真正改写结局的 ，是重整方案本身。
根据披露的草案 ，核心接盘方为安徽皖维集团联合宁波金资组成的投资联合体，对价不超过71.56亿元 。其中 ，皖维集团将通过收购股份并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取得杉杉股份21.88%的表决权 。
与此同时，其余资产被装入破产服务信托 ，由债权人主导后续处置。而原有出资人 ，被整体“降级 ” 。包括杉杉集团及其上层持股平台杉杉控股在内，其股权将被清零 ，仅保留最劣后的信托份额 。这意味着 ，无论是郑驹，还是周婷，都将失去对杉杉股份及杉杉集团的实际控制权。
回头看 ，这场被不断放大的“长子与继母之争” ，其实从来没有决定公司的最终走向 。郑驹代表血缘继承，周婷依赖董事会制度 ，但在一个缺乏接班安排 、又叠加高杠杆扩张的企业结构中 ，这两条路径都无法独立完成权力承接 。
当内部无法形成稳定秩序时，控制权就会被更强的力量接管。杉杉的结局因此非常直接——不是谁赢了 ，而是郑永刚离场之后 ，这个家族连同它的控制权，一起被市场替换出局 。